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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王克非、蔡永良、王美娜:英国文化委员会与英语的国际传播

导读: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1993),教授(1997- ),博士生导师(2001- ),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教育部名刊)主编(1999-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方向和翻译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校学术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1993),教授(1997- ),博士生导师(2001- ),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教育部名刊)主编(1999-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方向和翻译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专家。曾三十余次应邀赴国外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和讲学,受聘为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和翻译学。主持过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著述有《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翻译文化史论》、《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10多篇。

  获第三届中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优秀主编等学术奖励,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9)。现指导英汉语对比研究、翻译研究等方面硕士、博士生和博士后10余人,先后获评北京市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借助成功的推广与传播, 英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除历史原因外, 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己任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在英语的全球推广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分析与梳理英国文化委员会从事的英语国际传播活动及其策略和思想, 本文认为, 英国文化委员会是一个实施英国文化战略的准官方机构, 承担了大英帝国解体以后的英语传播工作, 具有明确的思想、具体的目标和隐秘的策略, 成功地帮助英国完成了“用一代人的时间将英语变成世界通用语”的使命, 从而有效地维持和提升了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文献来源:王克非,蔡永良,王美娜.英国文化委员会与英语的国际传播[J].外语教学,2017,38(6):1-6.

  形成于5世纪中叶的英语至今不过1500多年的历史, 却已由不列颠群岛上日耳曼语支的一种方言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通用语, 其使用已遍及世界各地, 而且还在进一步扩展。Crystal (2003:7-8, 25) 认为, 一种语言成为全球通用语, 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结构简单、词汇丰富、文学遗产雄厚以及文化与宗教影响深远, 而取决于该语言使用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 这些力量维持并扩展了他们的语言。自17世纪初, 英国开始大规模海外扩张, 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扩张势力遍及世界各地, 统辖当时世界1/4的人口, 号称“日不落帝国”, 英语因此广为传播。一战以来, 虽然英国的殖民体系己土崩瓦解, 但其文化和语言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如Phillipson (1992:1) 所言:“昔日大英帝国以坚船利炮称霸四海, 而今不列颠人以国宝英语雄踞五洲。”成立于1934年的英国文化委员会 (British Council) , 是英国唯一一个专门致力于海外英语推广的准官方文化组织, 在大英帝国崩溃之后英语的全球推广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解析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英语的理论与实践, 有助于我们在认识这一组织的本质特征的同时, 探析语言传播策略及思想。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 一个国家的发展, 不仅体现在“硬实力”, 即经济增长、军事力量等国家综合实力, 也体现“软实力”, 即语言文化、精神追求、政治理念、政策方针以及所有这一切所构成的综合影响力 (Nye 2004:x) 。通过推广本国语言、传播文化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历史证明, 语言传播与国家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国家发展为语言传播提供了强大后盾, 语言的传播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家的发展, 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外交、经贸、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 其作用带有基础性、综合性和一定的先导性, 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而持久的 (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学研究室2006:101-120) 。正因如此, 世界主要国家都非常重视本国语言的国际传播, 将语言推广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谋划与实施。他们为了促进本国语向世界的推广和传播无不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样做是因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萨丕尔2005:221) 。语言不仅是一种体现软实力的文化产品, 而且还是一种具有价值和效益的特殊经济物品, 语言推广不仅能够扩大文化影响, 提升国际竞争力, 而且还能从不同层面拉动经济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Heller 2003:473-492;2010:349-365;Williams 2014:97-118) 。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强势语言得广泛推广和传播能为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获和难以估量的文化效益。但是, 单一强势语言对世界多元文化而言不乏其负面效应:语言空间被挤占, 地方语言遭威胁, 文化生态受颠覆, 这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严峻问题 (Tsuda 2008:445-457;Eslami 2013:135-146;Schrijver2014:12-14) 。

  殖民时期, 英语主要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加以推广和传播的, 英国殖民者所到之处, 用枪炮反抗, 用英语同化异族, 因此, 军事占领与语言传播是同步进行的, 北美、澳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大致相同。而今英语的进一步传播是建立在“文明、理性、进步、现代”乃至“实用、便捷”的假设之上 (参见Phillipson 1992:2) , 英语裹挟着西方世界的现代科技、经济贸易、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向世界各地广泛蔓延与渗透。于是, 语言传播与推广专门机构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从表面看, 英语的广泛传播有利于科技共享、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国际理解和信任等。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广泛传播和使用激化了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不平等, 对其他语言, 尤其是势能相对弱的语言, 构成了生存危机;它强力地推动了世界语言单一化进程, 打破了语言文化生态的平衡, 腐蚀了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Tsuda 2011:248-269;Schneider 2010:213-214;Sprachimperien 2006:2240-2258) 。从这一意义出发, 考察和分析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语传播和推广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策略和思想的本质。

  Phillipson在“英语传播政策” (1994:7-24) 一文中讨论英国推行的英语传播政策时提到了《德罗黑达报告》 (Drogheda Report Summery 1954) 和海外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Official Committe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Overseas) 向政府内阁提交的报告, 似乎注意到了英语海外传播过程中专门机构的功能与作用。在对英语传播进行分析后, 他提出语言传播政策是帝国主义外化的一种形式, 认为深入研究语言教育、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有助于廓清“施惠”国和“受惠”国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人们认识专家型学者和顾问在建立并维护多语多级机构中的作用和贡献;把国际上各个大国通过专门机构实施语言传播政策进行一番比较, 可以让人明白到底哪些因素决定着语言传播政策的成败, 还可以完善我们描写并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机制。虽然Phillipson的注意力集中于英语传播政策的研究而非专门机构在英语传播中的作用探讨, 但却指出了专门机构在英语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及研究这一作用的意义。

  Donaldson《英国文化委员会———五十年的历史》一书是迄今唯一一部讨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著作。Donaldson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创始人的女儿, 博士毕业后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 在调研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英国文化委员会进行了全方位检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描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50年来的主要人物、事件、活动和政策文本, 但她没有把重点放在英语的传播与推广上。

  关于英语传播与推广, 国内相关研究见诸于一些论著的部分章节, 如汉办主编的《各国推广本族语言情况汇编》一书中介绍了德国、英国、法国等6国的语言推广概况。《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介绍了各国的语言政策, 法规内容及执行与实践。《国家、民族、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含研究报告22篇, 论及22个国家的语言政策, 覆盖了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周玉忠、王辉编著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的国别研究》也收录了多位学者对各国语言政策的介绍。张西平、柳若梅的《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对世界主要语言的推广历程进行了总结。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深入讨论专门机构, 有的甚至没有提到。由此可见,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学界对英语传播过程中的专门机构 (尤其是英国文化委员会) 的作用与功能认识还未充分重视和深入探讨。

  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这一时期是“英国内外交困的20年” (蒋孟引1988:705) 。“一战”后英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颓败之势, 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仍作为西方文明的主流, 英国自然迫切地想通过建立文化组织来维系英联邦, 宣扬英国文化, 以提升国际影响力, 保持其原有的国际地位。在迪·阿伯伦等人的大力推动下, 英国文化委员会于1934年成立 (茅晓嵩2005:37-40) 。

  那么英国政府对于该机构一波三折的命名究竟是何用意?根据词典对于Committee和Council两词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区别。前者的解释是“受官方委托履行一种职能的团体, 如对事件考察、研究、报告或者采取行动, 是一个代表政府机构行使某方面权利的组织”, 这一词通常用于命名政府机构;而后者虽然也指一种组织或团体, 但一般不属于政府机构, 其成员通常是委派或选举产生的, 在组织中担任立法、管理、顾问等职能。英国的历届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英语的推广和普及, 把它看成是除政治、军事和经济以外的第四个层面的外交活动。大英帝国的海外贸易、民族同化、移民和殖民等政策促成了早期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但一战后随着大英帝国日益松散最终被迫以英联邦取而代之, 强调其非政府性质, 易于为人接受。于是, 英国文化委员会用一个意义模糊的名称以掩盖其机构的官方性质, 以更隐蔽的方式来推广英语。

  英国文化委员会是作为慈善机构注册成立的社会团体, 其宗旨是推广对外英语教学, 增进外国国民对英国文化的了解。委员会的表述很显然没有包括任何的“政治活动”。但是在“二战”时期, 面对英国文化委员会是否应该被英国情报部接管的争论, 当时的情报部部长杜夫·科珀在一封写给首相丘吉尔的信中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他说:“有一种观点认为, 英国文化委员会只是出于文化宣传的目的而没有任何政治意义, 但这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愿意把钱纯粹花在文化宣传上, 除非它同时具有政治或商业意义” (Donaldson 1984:78) 。为了政治和经济目的,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英语已经是英国既定的政府政策。这种公开化的动机证明了英国政府是想通过推广英国的语言和文化维持和加强它在世界的影响力, 继续控制其他的国家, 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更加隐蔽而已。

  英国文化委员会从1935年开始每年都接受英国政府的巨额拨款, 同时, 委员会的资金开支也有专门的机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负责审查。伊丽莎白女王和查尔斯亲王分别是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庇护人。委员会高级官员从来没有产生于本机构内部, 所有的高层管理者都有政府工作的经历和背景。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 英国文化委员会并非完全独立于政府运作。

  从委员会历年的自身创收情况来看, 它也并非慈善组织。2009—2010年度仅来自教学和考试收入就达3.62亿英镑 (British Council 2009-2010:58) 。作为一种通用国际商业语言的英语对英国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因此, 上述讨论清楚地表明, 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实质是在英国外交部领导下的进行文化外交的准官方文化组织, 是英国政府实现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提升其软实力的工具。

  语言传播和推广, 即为达到交际目的, 使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交际网在一定时期内的比例增加。语言传播政策或者语言推广政策指的是为了自身利益有目的地扩大其民族语言或者优势语言的传播并制定一定政策来巩固语言的地位、加速语言发展的措施 (Baldauf et al.2010:244-245) 。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导向的, 国家利益贯穿于委员会不同时期的组织使命与工作重点。语言推广实际上已经成为英国政府的文化战略。英国文化委员会主要从事对外英语语言的推广工作, 因此他们的语言推广是英国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个目的明确、计划长远、谋略高超、方案严密的战略体系, 其思想十分深刻,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海外情报独立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一般称作《德罗黑达报告》 (下称《报告》) (Drogheda Report Summary1954) , 这一报告是指导当代英国海外英语推广的奠基性文件, 是英国英语推广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 (徐波2009:92) , 主要内容为关于海外项目的投资事宜。报告阐述海外国家宣传的需要主要基于以下目的:支持本国的对外政策;维护并加强英联邦和英帝国;促进英国的贸易和保护海外投资。

  德罗黑达报告中强调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工作要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位, 应该更多地从文化工作转向教育。《报告》认为, 英国文化委员会所开展的各项工作首先必须以提高英语语言知识为基础, 通过开展直接的教学, 或者派教师到国外学校任教, 或者帮助各学校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英语推广应该是各项工作的中心。报告还建议, 英国文化委员会应该将工作重点从发达国家更多地转向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那些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地区 (Byrne 2013:35) 。

  报告从战略上肯定了英国在海外从事文化、语言推广工作影响海外舆论、获取海外利益的意义, 其中如何扩大英语的使用是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英国文化委员会随之削减了在欧洲的活动, 扩大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这表明英国政府公开、正式地将英语推广纳入国家战略的框架。英国的海外英语推广至今仍是在这一指导思想框架内实施的。

  1956年3月英国教育部下属机构海外英语教学委员会向内阁递交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使英国对外英语推广工作走向成功的纲领性文件, 也是使英国文化委员会推广英语指导思想更为明确的文件。报告指出, “英语在今后一代人的时间内将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即世界各地的第二语言” (Phillipson 2006:2301) 。因此, 报告认为在海外教授英语是英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此决不应该袖手旁观。《报告》提出, 英语在当前己经成为世界上相当受欢迎的商品。他们需要英语, 不仅是出于同讲英语的人群增进友谊和开展贸易的需要, 同时还有学习英国式的生活方式、理解英国历史和文化的考虑。《报告》因此建议, “应该把英语看作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到各方窥视的重要出口商品” (Pennycook 2014:154-155) 。另外《报告》还指出, 英语还是一个能够推动其他产品出口的商品。

  《报告》不仅提出了英语推广的商业意义, 还指出了英语推广的文化和政治价值。《报告》强调, “英国的英语教师, 绝不仅仅是进行英语教学的老师”。他们应该始终致力于英国文化的宣传与推广, 增进海外人群对英国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 从而对英国的民主政治与福利体制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可。为切实推动英国的海外英语教学事业, 《报告》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议, 包括要加强师资建设以符合加大英语海外教学所需, 加大对海外的教科书输出与奖学金资助力度, 促进各海外英语推广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等等。

  《海外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报告》中提到的种种措施都旨在促使英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 报告的通过则表明英国政府在英语推广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开始在世界各地全面实施其英语国际化的推广战略。毫无疑问, 这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和贯彻执行的指导方针。

  在Nye“软实力”理论中, 文化是能够在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的力量, 是一种不易令人觉察的、隐性的、温和的力量, 因此也易于被人接受 (Nye 2004:x) 。美国有位学者曾说过:“最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得一点不像宣传。” (桑德斯2002:1) 如何做到不像宣传就必须充分利用文化外交的隐蔽性, 淡化其政治目的, 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突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让政府处于后台。随着文化外交的重要性被英国政府日益认同, 向海外推广英语成为英国的文化战略。英国文化委员会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

  认识到传统殖民式的高压政策不适合海外英语推广, 英国各界特别强调“文化交流”、“援助”等更为温和、间接和隐蔽的方式来推广英语。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全球的图书馆收藏有英国各时代文豪、哲学家的书籍与最新的英国报刊杂志, 英国各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对外英语教材无一例外以英国的风土人情、历史与现状为内容主题。具体的对外英语教学更是以英国文化为中心, “雅思”等国际标准化英语水平考试则引导学生学习英国文化, 并以此加大英语传播的势能和范围 (Shohamy2007:117-130) 。在各驻外使馆、相关院校和英语俱乐部的支持下, 委员会还在各地举办“英国最美图书”的主题书展和“最美图书之诞生”主题讲座、莎士比亚选段朗诵、牛顿、达尔文等英国名人的纪念诞辰等活动。与此同时, 委员会还在世界各地推广英国电影、英国音乐, 为戏剧舞蹈项目设立奖学金, 资助视觉艺术的展览及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

  英国文化委员会还通过组织全球调查、戏剧演出等活动来隐性地宣传英国及英语文化。比如2004年, 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全球性的评选活动, 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选出他们最喜爱的70个英语单词, 以此纪念该委员会成立70周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向46个国家的7千名英语学习者发出了问卷, 另有大约3.5万名非英语国家人士也参加了投票, 此种活动无疑极大地激发了各国民众对英语的兴趣。2005年, 英国文化委员会在阿富汗资助上演了莎士比亚的戏剧《迷失的爱》。当地观众可以透过这部永恒的经典了解英国文化。英国文化委员会也强调电影、戏剧、文物、绘画等艺术项目对宣传英国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推广和语言推广的紧密结合已成为当代英国海外英语推广的典型特征之一, 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向全球推广英语, 在边缘国家强化轴心文化, 从而实现英语语言殖民, 可谓语言与文化相得益彰 (文卫平2002:26-30) 。

  二战后的英国历届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英语的推广和普及, 把它看成是维持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不惜重金资助英国文化委员会在海外的语言传播工作, 逐步建立起了立体化的海外英语推广体系。

  英国文化委员会以海外英语教学和培训为工作中心, 它的语言教学中心遍布世界各地, 累计培养了上千万的各国英语学习者。该委员会在爱丁堡大学成立了英国第一个应用语言学院。在对外英语教学研究方面, 英国文化委员会还主办出版了《英语语言教学》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语言教学摘要》 (Language Teaching) 和《英语教学文献》 (ELT Documents) 等杂志。近年来, 英国文化委员会还发起各种英语学习项目以增强海外英语推广的吸引力。

  英语教学研讨会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语言推广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因此也是委员会重要工作之一, 除旗下某些重要的组织每年召开一次研讨年会之外, 如拥有全球4千多成员的“国际英语教师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委员会还要支持或参与组织各地的英语教学研讨会议或论坛。研讨论的主题强调英语教育的“技术性”、“科学性”以及“学术性”。专门研究英语课堂教学和方法的应用语言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常不断的研讨会加以推广和传播, 指导和引领全球的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和研究。

  另外, 通过提供英语教师培训课程并监督对外教师培训学校向世界各地输送英国的语言专家也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语言推广体系中的一个方面。通过编写、输出英语教材和向国外提供图书情报服务;将英国的艺术与科技活动带到其他国家, 促进文化交流;通过设置奖学金项目以吸引海外学生到英国留学;代表英国的教育和专业机构, 免费提供有关英语教育的咨询等方式来全方位实施其海外英语的推广。

  英国文化委员会语言传播和推广立体化体系中还有一个特征是密切的同盟合作。鉴于促进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推广的目标的一致性, 二战后英国文化委员会同美国的相关部门和机构紧密合作。如1955年委员会在牛津举行了英语教学研讨会, 美国信息中心派代表参加了会议。1956年的《海外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报告》中也建议两国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英语海外教学事业。1959年, 美国信息中心与应用语言学中心、Ford基金会在华盛顿联合举办了“海外英语教学” (Teaching English Overseas) 研讨会, 英国文化委员会派专家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交流了海外英语教学的经验, 在师资培训、教学方法、教学材料、语言设备、测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961年, 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剑桥举办了“英美海外英语教学研讨会” (Anglo-American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broad) , 主题为师资培训、英语教育援助等。1981年召开的美国国际交流署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 USICA) —英国文化委员会文化对话论坛, 提出在对外英语教学项目上继续开展长期合作, 双方还讨论了经常性开展图书馆项目合作等问题。当下的合作更为广泛和紧密 (Phillipson 2006:2302) 。

  总结上述讨论,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文化委员会是一个实施英国文化战略的准官方机构, 他们在英语广泛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语言推广思想明确, 目标具体, 策略隐秘, 方法多样。英国文化委员会以文化交流、教育援助、学术研究、教学探讨等方式, 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盟, 向世界各国推广和传播英语, 成功地帮助英国完成了“用一代人的时间将英语变成世界通用语”的使命, 从而有效地维持和提升英国的国际影响和掌控能力。

  毋庸置疑, 对于英国而言, 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语语言推广和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今世界, 英语已经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至的文化全球化, 英语所承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已成为其主流。随着英语语言的广泛传播与使用, 英语文化、英语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悄然进入了非英语国家, 对非英语国家的本土语言与文化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导致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正逐渐伴随着英国文化的传播而弱化式微。所有这一切汇成有利于语言传播成功者的巨大“软实力”, 为他们赢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文化效能。

  就目前而言, 几乎任何国家传播和推广语言都会从自身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文化利益出发, 站在相关国家的立场上看, 这无可厚非。但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语言传播和推广难免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这个快速全球化和高度信息化的世界, 不管是有意的还是偶然, 为某一种语言获得的“善”难免引起对其他语言的破坏或者挑战 (Fishman 2007:324) 。因此, 在当前的现实国际背景下, 我们需要对单语强势以及语言单元化趋势保持清醒的认识, 在推广传播语言、谋求国家利益和维护语言生态、保障人类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理性地审视语言传播和推广, 科学地制定语言战略, 合理地实施语言传播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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